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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重组”浪潮下的中国出版

日期:2012-10-08   作者: 焦贵萍   新闻来源:文汇报

纵观世界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轨迹,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是出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购是新闻出版企业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并购壮大中国出版集团

在国内,通过并购上市做强做大是中国出版企业发展壮大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径。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7年5月,中国新华书店第一股——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2007年12月,由辽宁出版集团重组改制成立的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随后,安徽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江西新华发行集团等诸多新闻出版集团也纷纷上市。

截止到2012年上半年,中国出版业已拥有32家上市公司。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逐步放开,培生集团、企鹅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西方出版集团都在觊觎中国市场。我们必须打破行政壁垒、区域封锁,实施兼并联合、战略重组,进一步加快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大型印刷复制企业、大型发行物流集团公司的建设力度,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进一步加快贯通城乡的出版物发行流通体系建设。

目前,国有出版集团并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并购民营公司;二是并购部委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三是并购其他出版集团。对于第一、二种并购,目前没有障碍,而且一些上市出版企业都在做,但并购的都是中小企业,对整个出版产业格局基本上没有影响。而只有实现第三种并购,才能提升出版产业的能量。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最终的落脚点必须在于文化,必须尽快确立市场定位,明晰社会价值使命,坚守出版文化内涵。当今的市场竞争中,图书出版在兼顾赢利指标的同时,仍旧需要将“提升社会民众的素质修养,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老一辈出版家刘杲就此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其贡献在产业之外。出版企业必须站在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上去思考定位,如果背离了文化目标,再炫人耳目的形式改革都是枉然!出版人最引以为傲的应该是编辑出版更多惠及当今、传之后世的优秀图书,把最好的精神产品奉献给这个时代,留给后人——这是出版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出版业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依据!

加快向数字出版转型步伐

2012年4月,大英百科全书公司正式宣布将停止出版纸质的《大英百科全书》,这部拥有244年历史,全套书重达58.5公斤的百科全书未来将只提供电子版。2011年5月,亚马逊宣布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纸质版图书。在国外,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数字出版虽然正在迅速发展,但是整体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还处于探索阶段。2011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益1377.88亿元,其中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与手机出版分别以512.9亿元、428.5亿元、367.3亿元占据收入的前3名,再加上博客出版24亿元,就占据了全部收益的90%以上。真正的电子书收入为16.5亿元,加上数字报刊的收入9.34亿元,二者在全部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3%。这个不超过3%的比例,充分证实了当前国内数字出版发展的现实困境。若再剖析一下电子书收入中的16.5亿元,就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的收益来自于网络文学。而真正来自于传统出版的数字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面对如此数字化生存背景,传统出版业唯有面对市场,转变观念,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目前数字出版中传统出版内容生产与读者需求之间的错位亟待解决,传统出版物仅通过技术加工,移植到数字阅读平台上,很难获得内容、技术和体验上的融合与统一。而一开始就以互联网阅读起家的网络文学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数字出版的主力,说明只有充分利用现有技术特点、结合数字阅读平台的特性,开发更有针对性的数字阅读内容,才能推进传统出版转型升级。要借鉴已有的数字出版产业赢利模式,积极探索新模式,大力开展内容创新,根据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不同的出版类型和需求模型,探索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积极推进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

探索"走出去"的创新战略

近年来出版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取得十分瞩目的成就。从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开始,无论是码洋比重还是品种比重,引进版图书在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的比重一直处于扩张状态,之后,国内出版单位开始从盲目对引进版图书的崇拜中清醒,不再过分迷信引进版图书。2011年,在中央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引领下,各出版集团、出版社、版权中介服务机构等相关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出版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大,版贸逆差在进一步缩小。

《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引进版权16639种(其中,图书14708种),较2010年增长0.2%;共输出版权7783种(其中,图书5922种),增长36.8%;版权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由2010年的1∶2.9提高到1∶2.1。

目前,整个世界的文化状况仍然是“西强我弱”,对中国文化的需求虽有明显增长但并不广泛。因此,对于出版走出去,我们既要积极而审慎,又要敢于探索,善于探索。要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营销意识,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运作规律的营销方式,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文化品牌。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已有5年,累计助推近2000种图书走向海外。目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海外的出版市场、出版社生存很困难,这个时候,我们采取兼并重组的办法重组海外公司,利用它们在当地的渠道、人脉,能够很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打入西方的主流市场,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时代给“走出去”提供了非常便捷的途径。我们以网络技术手段实现了传播渠道向国际市场的拓展,产品的内容推出去了,又形成了新的产品销售渠道。所以,在全球化竞争的态势下,中国出版企业还必须紧紧追随数字技术的进展,打造数字化时代的业务平台,积极建立基于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实现传播渠道向国际市场的拓展。

随着中国出版资本时代的到来,将会有更多的战略投资者出现。我们要充分运用各种资本运营手段进行资本扩张,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的发展,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积极探索寻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辅相成的盈利模式,着力推动出版传媒集团“走出去”,从而全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